当代东方终于甩掉了王力宏演唱会这个“烂摊子”！

近日，当代东方发布公告称，公司终止了与Hongsheng CultureHoldings Ltd签署的代理王力宏演唱会的合同。除了已经举办的46场演唱会之外，当代东方将不再代理剩余的54场的演唱会。

当代东方提前一年半终止了此项合同，一方面在于公司自身运营情况不佳，半年业绩预告数据显示，当代东方预计亏损4500万至6000万；另一方面，代理王力宏演唱会对当代东方而言，也不是一桩划算的买卖，代理期间累计亏损至少在7500万以上。

实际上，从当代东方进入音乐市场的布局动作来看，公司并非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当代东方曾先后与专业演唱会团队或艺人公司合作，成立当代亚美和百盈影业，专注于商业演唱会业务。

然而，当代东方作为一家跨界公司，对演唱会的商业模式并不熟悉，一口气将6-9亿的巨款砸向同一位艺人的多场演唱会并非明智之举，况且当代东方在整个演唱会产业链条中扮演的还是出力最多、承担风险最大的主办方角色，巨额亏损或许早已注定。

上下游都稳赚不赔，60%的主办方却在亏钱

当代东方在代理王力宏演唱会上赔得很惨，是在当前演唱会主流商业模式下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从当代东方与Hongsheng Culture Holdings Ltd此前签署的合作协议来看，当代东方对100场演唱会的总投资为6亿至9亿元，其中演唱会制作费用为3.5亿元，双方的利润分成比例为2：8，当代东方占到了80%。

双方分工也很明确，Hongsheng负责演出节目内容设计及制作，演唱会的整体制作方案及设备租赁和调试，演唱会前期筹备、排练相关事项及费用；当代东方承担演唱会所有落地前期筹备与执行工作以及相关执行费用，演出的安保、巡演人员的接待及费用，演唱会的票务和赞助事宜及收益。

这种合作模式被业内称做“发包”。在这里需要简单解释一下，一场演唱会的发起方一般是艺人或艺人所在的经纪公司，具体的演唱会内容策划则由专业的制作公司承担，主要负责演唱会规模、地点、场次、主题、视频素材、内容设计等，部分公司也会承担设备租赁的服务。在上述公告中，Hongsheng公司即为制作方的角色。

制作方的相关业务完成之后，演唱会已经形成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方案，只需完成落地即可。在具体的落地过程中，有一些大型的演唱会制作公司也会配备相关的一体化服务，但因为需要承担不小的风险，具备一体化服务的公司并不多。大多时候制作方会寻找专门的“接包者”，也就是演唱会的主办方，当代东方即是王力宏演唱会的“接包者”。

主办方需要向艺人支付唱酬，还需要向制作公司支付“发包费”。当代东方预算中包含的3.5亿制作费即为“发包费”，在还未有任何营收的情况下，当代东方已经向Hongsheng预付1.7亿，即将近一半的制作费。

除了“发包费”之外，主办方还需要负责演唱会的宣发费用，一般占到总成本的8%-15%，大约在40万到70万之间。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费”，包括场地租赁费、设备租赁费、伴舞、乐手等艺人出场费、安保费、交通费、食宿费等，粗略估计一般在300万-500万/场，如果场地租金高，像鸟巢达到300万/天，一场演唱会的投入成本甚至能达到千万以上。

从当代东方的预算来推断，公司除了“发包费”之外，预计对每场演唱会宣发+“杂费”的投入成本在250万至550万之间，大致符合业内普遍的演唱会预算。那么，按此计算，当代东方对已经完成的46场演唱会投入成本在1.15亿至2.53亿之间，再加上已经支付的1.7亿制作费，合计成本为2.85亿-4.23亿。

根据财报，当代东方在2018年共举办17场王力宏演唱会，收入1.34亿，场均收入约788万。按此推算，2019年上半年已经举办的10场王力宏演唱会的预计收入为7880万，合计收入约2.1亿，那么当代东方的亏损额约在0.75亿至2.13亿之间。

由此可见，开办演唱会更像是一次高风险投资，主办方在整个产业链中处在相对被动的位置。演唱会产业链上游的艺人或艺人经纪公司、制作方，以及处在产业链下游的场地、设备租赁方、安保、交通、食宿的相关服务方，都直接向主办方“拿钱”。

尽管业内也存在艺人或经纪公司直接承办演唱会，与制作方、主办方按比例分取收益的模式，但由于“发包”模式将风险集中在主办方身上，并省去了繁杂的下游环节，越来越多的艺人或经纪公司更倾向于“发包”模式。

当然，如果演唱会盈利，主办方可能是获利最大的那一方，但这建立在巨大的风险之上，若演唱会表现不佳，主办方便将承担所有的亏损风险，甚至不少主办方都在接触过几次大型演唱会之后离开了这个市场，当代东方并非个例。

主办过周杰伦演唱会的九洲文化传播中心经理田京泉曾公开表示：“这一行风险很大，60%都是亏损，有2成收支打个平手，而只有2成是盈利的。”

票务、赞助、视频版权、电影，弱化风险的新型商业模式正在酝酿

尽管不少演唱会都面临亏损的风险，但仍不断有参与者“涌进来”，在逐利的资本市场，他们都不想做亏本的买卖。

相关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演唱会票房收入达到1540亿，预计2019年全球演唱会票房收入将达到1900亿左右。而在国内，2017年，来自演唱会、音乐节的票房收入仅37.64亿。当然，有部分黄牛票收入无法计入，但与全球的市场规模相比，国内的演唱会市场还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从国内目前的演唱会发展模式来看，风险与暴利同在，风险越大意味着利润越高。当前主要的盈利渠道集中在票务、赞助两个方面。

1、票务背后是复杂的资本场

一直以来，演唱会票房收入都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尤其是一线艺人演唱会，票房收入也更加可观。例如：张学友、刘德华、周杰伦、陈奕迅、杨千嬅、莫文蔚、林俊杰等都已经迈入“千万俱乐部”，其中林俊杰今年在大陆的12场演唱会累计票房收入超3亿。

票房收入虽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但销售的过程却更加复杂。在演唱会市场，“秒空”现象相当常见，虽不排除其中确实有票过于枪手，开卖即售空的情况，但也有演唱会将此作为营销手段，营造一票难求的假象，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此前，王菲演唱会门票被炒至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张，过度营销之下最终崩盘。

尽管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催生了电子票务市场，但黄牛仍然屡禁不止，除了实名制购票难以推进之外，主办方集中承压的商业模式也在推波助澜。一些主办方为了扩大收益甚至会主动与黄牛“勾结”，根据市场供求情况，溢价或打折出售门票。

2、赞助联动渠道，放大营销价值

赞助收入是演唱会的又一大收入来源。一般来说，拉赞助的难易程度与艺人影响力直接相关，此前，陈奕迅一场演唱会的冠名费就达到了600万。

虽然赞助收入可观，但从商业模式来看，直接与赞助方对接的主办方在业内的资源其实没有经纪公司丰富，尤其是对跨界或者新入场的主办方而言，拉赞助的渠道相对更加闭塞。

近来，业内也开始探索如何放大演唱会对赞助商的营销价值。去年，羽泉20周年演唱会就采取了新玩法。艺人经纪公司参与到整个过程，不仅借助自己的资源优势帮主办方拿到数千万招商额，还与赞助商小米、京东联动，借助两大平台在互联网的大数据及渠道优势，精准宣发，扩大演唱会的触达人群，实现经纪公司、赞助方、主办方三赢的局面。

除了票务和赞助之外，演唱会也在探索新的盈利点。一方面，随着视频平台的崛起，演唱会也开始以点播或直播的方式将版权出售给视频平台，经纪公司一般还会参与分账。不过，这种模式目前只适用于头部艺人演唱会，盈利空间也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一些头部演唱会也在尝试用电影带票房。2011年至今，五月天相关的演唱会纪录片电影已经上映了三部，最近的一部票房将近5000万。演唱会电影虽是演唱会衍生内容变现的一种尝试，但主要还是消费粉丝和情怀，盈利的长久性难有保障。

整体来看，演唱会随着发展环境的变化也在探索新的商业模式，不过当前仍在尝试阶段，主流的商业模式还是由主办方承担风险与收益。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当代东方跨界而来，用资本砸开演唱会市场的大门虽然容易，但试图以一家之力独揽100场演唱会，也放大了投资成本和风险，难有成效，适时退出也不失为及时止损的一条出路。

本文封面图来自：新浪微博@王力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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